辛亥革命以后，中国当代画坛早期以画人物为主，并在日后成为一代大师的有两人，一个是丰子恺，另一个是关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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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良广东番禺人，生于1900年，以画戏曲人物名世，17岁赴日本学习油画，是中国较早一批跨出国门学习西方绘画的先行者。26岁参加北伐战争，在北伐军政治部任艺术股长，政治部副主任是郭沫若，从那时起他俩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

东郭老师与狼

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，关良先后在上海、广东、昆明、重庆等地教授美术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美术中坚力量的画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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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良为人随和，属于好好老师，爱和门生打成一片，课余常和门生一路喝酒，很多门生都在回忆文章中说：跟关先生学习，酒量增加的速度，远远超过了画艺增加的速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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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良从小爱画画，有笔时就用心纸上，无笔时就树枝当笔。

幼年时他也学过胡琴，还专门拜师学老生。老生又叫须生，须指胡须，就是要挂胡子。

小放牛

京戏中《击鼓骂曹》的祢衡，《空城计》的诸葛亮都是须生，关良也画了一辈子祢衡和孔明。

武松打虎

在日本期间，关良很难找到胡琴，于是他改学提琴。刚学，拉的刺耳，房东受不了，赶他走。无奈他只能到附近的坟地里拉，偶然夜里琴瘾上来，就静静翻窗溜进坟地，坐在“土馒头”上一拉一夜。

关良一生都拿这件事当笑话，总是乐呵呵地说：拉给鬼听。

三娘教子

在日本学习油画，当时写实绘画风行，可关良却陶醉凡•高、高更。他画写实，画什么不像什么，越画越没有爱好，越画越没有信念。

后来，关良对临摹总持嫌疑态度，暮年常说：不是吃什么就长什么，今天吃一块羊肉，明天身上就能长出一块羊肉？偶然，听者面面相觑时，他便会增补：临摹也必要，但更要食古而化，食洋而化。

击鼓骂曹：祢衡与曹操

其实，关良的画的确是食古而化，食洋而化，他从古入手，从洋入手，用一种独特的中西结合的方法，自成一家。他的画既有泰西的笔触和抽象，又有中国神韵和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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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白石特别很是浏览关良，齐白石喜好其中有一个很好玩的缘故原由：他从前画过林黛玉，林黛玉扛一把锄头，锄头画的特大特壮，齐白石的挚友陈师曾看到后，就说：这是葬花的锄头？是乡间人粪锄！你笔下出丑相了。齐白石最听陈师曾话，吓的他一辈子没敢再画。

空城计

齐白石也爱听戏，见到关良的戏曲人物更是喜好，他称关良的画是纸上活物，是创新，自创一派——关良派。

在齐白石的支撑下，1956年关良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第一个小我画展，在画展上郭沫若又一次歌颂关良：小巧可人，诙谐耐读，灵活烂漫，耐人寻味。

奇双会

关良在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已经特别很是独树一帜，美术界称他是继齐白石、黄宾虹之后在文字上最为精彩的，可这句话还没有完全没落地，中国便进入了“怪胎时期”，中国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灾祸时期。

关良的满意，关良在纸上的喜怒悲乐，以及隐喻和嗤笑，天然受到了冷遇，在相称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打入了冷宫。

大闹天宫

文革期间他同样饱受灾祸，红卫兵指着他大骂：展开你的狗眼看看！你画的是什么狗屁东西，连个形都不准还敢称画家。

抄家时，他眼含泪水，把数以千计的画作浸泡在水桶里，用木棍捣烂，本身端着水桶倒进沟里。

武松大闹飞云浦

文革后期，关良经常和林风眠在一路，两小我都不能画画了，他便拉着林风眠去听戏，那时戏院里永久上演着八个样板戏。

两个古稀老人常常趁着夜色，静静溜进戏院，用一段段唱腔来慰藉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。

林风眠也逐步爱上了戏，并和关良一路谈戏、画戏，两位大师常常在阴暗的灯光中，躲在观众最后，取出纸和笔，对着舞台上鬼鬼祟祟地一笔一划地画着。仅管如此，很多画稿仍会被造反派搜走，撕毁。

从1976年到1986年，岁月只给关良留了10年，暮年中，他依然热迷着戏曲人物画，几乎每天是《三岔口》、《空城记》、《让徐州》和《打渔杀家》，他文字变得越来越率真，越来越天然和古拙，老辣和成熟，人物也更加传神、更加生动，更加具有东方诙谐和中国趣味。

关良的戏曲人物画，看似稚和拙，但稚中却藏老辣，拙中透着天趣，他是稚中见苍，拙中见巧，见大智，见大勇。

他笔下的人物，在脱净了市井调皮的同时，赋予了清爽素朴和深沉健朴，他是借中国戏曲人物之躯，来体现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和中国文字的无限趣味。

关良的好同伙，闻名画家刘海粟曾如许评价他：关良的画形简意赅，元气淋漓，富有东方情调，达到了不可模拟的曼妙高浑境界，他的画动静相生，独一无二，格局博大，是民族艺术的瑰宝。

关良的画可以这么说，他深得中国画灵活淡然、简洁明快、天韵流溢之要，开创立了中国戏曲人物画的流派，拓荒了一代画风。